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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故宫见证青铜器

来源:未知 发布时间:2019-11-08 13:27 浏览次数:

  北京故宫西北角楼处,藏有一方小院,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室,一扇木门之后,坐西朝东的一间房,绿荫遮日,是我工作多年的地方。来往之人都是相熟同事,也有不少年轻人,院子里还养了几只慵懒的故宫“御猫”。

  在故宫的大半辈子里,我的一生与青铜器和古文字有着道不尽的不解之缘。历商至周,钟鸣鼎食,我曾拍板“马踏飞燕”铜马确为国之宝藏,我还奔赴全国鉴定流落各方的稀世珍宝,也曾穷尽史实落笔回应“司母戊鼎”之名争论,晚年集思挥笔将毕生所学撰写成书,出版40余种著作,发表200余篇文献。

  今年4月1日,我收到了中央文史研究馆为我颁发的资深馆员证书。耄耋之年,当我回望与钟鼎相伴的一生,我总觉得人生苦短,未竟之事太多。对于文物的研究,其价值非凡,需要一代一代人的保护,一代一代人的传承。

  1998年,恰逢花甲之年,在受聘仪式上,时任国务院总理前来现场为新任文史馆馆员颁发聘书。我坐在台下,听到主持人叫到我的名字,登台,从总理手中接过聘书,合影留念,台下鼓掌声一片。

  我的一辈子是与青铜器血肉相连的。这种缘分还得从幼时说起,父母都是上世纪20年代的大学生。少年之时,母亲常给家里七兄妹哼起苏武牧羊歌谣,从《满江红·怒发冲冠》讲到《红楼梦》。《四书五经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三国志》《资治通鉴》和近代、现代人著作,置于书架之上,懵懂孩童的我时时取来翻阅。

  启蒙于家庭,50年代中期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。1959年随老师到河南洛阳王湾考古实习,在现场,我负责一方墓葬,刚掘开8米,曾受刖刑的缺腿人骨架逐渐清晰,周围放置玉圭,暗示墓主是当时有身份之人。探方(挖掘区域被分成的若干正方格)、墓葬编号、骨架都需一一记录在案,现场未来得及完成,我就将骨架装在篮筐里,搬到自己睡觉的床板之下,晚上也没想到过害怕,因为要测量、分析骨架,唯一的担心是不能弄丢一块古人的骨头。

  毕业入职故宫博物院,彼时故宫文物研究工作尚处于修护与保护阶段。新中国成立不久,故宫万事百废待兴。从事文物工作的员工加起来不过数百人,进行一系列文物延续性保护与学习工作,还未形成学科研究体系。

  我白天做展览和陈列事宜,晚上努力阅读文史考古资料。闲来时,去故宫记宫殿名称也是颇有意思的一件事儿。往东路,是专馆,青铜器馆、陶瓷馆;往西路,是宫殿,皇帝、妃嫔居所;到古雕塑组,看馆员们把陶鸭、陶鸡、陶猪一一编目;在宫廷历史组,也获得了不少见识。

  时任副院长唐兰先生叫我去办公室,说:“经过领导决定,让你做古文字青铜器的研究,但要有耐心,不要着急,打好基础。”

  前些年,我读报看到有家长给报社写信,说孩子课本上写的是“司母戊鼎”,怎么到了博物馆参观,牌子上又是“后母戊鼎”。那时学术界就“司”与“后”字之争,众说纷纭。

  我想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了。这是一个学术问题,必须要严肃对待,必须要严肃认真。我在相关刊物上,也提到了这个问题。

  司母戊鼎,1939年河南安阳殷墟大墓里出土,重832.84千克,高1.33米,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、最重的青铜礼器,享有“镇国之宝”美誉。在郭沫若《中国史稿》、范文澜的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等著作中都曾写到“司母戊鼎”四个字。“司”即“祀”,是正确的。我耗费很多时间,把相关历史文献资料查到通透,才把这个问题理顺,2016年8月论文发表,引起了文博考古界的关注。

  如果按照古文字学考虑这个问题,“司”与“后”,形跟音、义,都是两回事的,两者不能转注,不能假借,说俗话叫不能通用。我根据文献研究发现,其一,在古代的商周时期,无论是早期甲骨文还是金文(即铜器铭文),都没有“后”字,而是将“后”写成“毓”,如有件铜器也称毓祖丁卣。“毓祖丁”就是“后祖丁”。其二,铜器上铭文在春秋后才出现“后”字,但数量较少。所以真正在甲骨文、金文出现的“后”字离商代的司母戊鼎却已有1000年了。

  “司”与“后”之争的问题,不仅影响学者搞研究,还影响下一代,影响中学生、小学生的学习。科学研究决不能信口开河。

  有时,去医院拿药的路上,我会专门到有关教育书店,看中小学生的课本里的文物知识是否正确,只要确保孩子们书本上还是写着“司母戊鼎”,我就放心了。

  这并非我与司母戊鼎的首次交集。缘分还得追溯到1980年,我当时首次考证出“司母戊鼎”年代为殷墟前期,是祖庚、祖甲为祭祀母亲戊制作的青铜器,与当时学术界认为古鼎诞生于殷墟后期的观点不同。将大鼎的铸造向前推进了几个王世,这在世界冶金史上有着重要意义。该篇论文震动了当时国内外的考古学界。

  对文物研究就得严谨。我在多篇文章中都提到了,不要以为外国人都不懂,中国先期的考古工作很多是外国人启发的。如果中国人研究自己的东西都说不对,让外国人看见,会笑话的。

  研究和鉴定了一辈子的青铜器和古文字,我总觉得文物的传承是有灵魂的。一件有趣的事发生在20世纪晚期,河北平山中山王墓挖掘出一铜壶,轻轻一摇,发现里面有晃动的液体,后被送到北京故宫进行检验。一打开铜壶,一股清香的酒味从壶中飘出来,转瞬就消失了。我还和同事开玩笑,“千年之前的酒,没想到让千年后的故宫人给闻到了。”我也联想到《搜神记》记载的中山人狄希造千日醉酒的故事。

  全国文物鉴定中,也发现了不少的国宝。震惊中外的“马踏飞燕”铜马,在此前并未受到重视。在甘肃博物馆,我见到了1969年出土的这尊铜马,姿态优美动人,三足腾起,一足踏在燕上,凌空飞跃,奔跑急速。找准平衡点,别具风姿,科技价值、艺术价值极高。这说明当时已有高超的工匠,按照现在讲是大国工匠。据说,郭沫若第一眼看到铜奔马时,也赞叹其是一件稀世珍宝。

  我还记得当时鉴定的场景:博物馆的领导、地方文物系统工作人员围在“马踏飞燕”的鉴定桌旁,一行专家组仔细观察。相“马”时,依据其科学、艺术、稀有等多方面价值,我拍板,“‘马踏飞燕’就是国宝”。此话一出,众人鼓掌,在国宝旁一齐合影留念。

  我到河北博物馆,发现了一件精美的青铜器。那是1968年在河北省满城县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中出土的西汉长信宫灯。灯体通高48厘米,重15.85千克。灯点着后,由宫女一手执灯,另一手似以衣袖在挡风,实为虹管,吸收油烟,既防止污染空气,又有艺术审美。我与其他专家鉴定,“设计精美,这都是属于国宝级的文物。”

  让我惊讶的是,“长信宫灯”鉴定完毕不久,有故宫工作的一些人跑来告诉我,在故宫的东华门处已经有仿制的“长信宫灯”开始售卖,不少百姓买仿制的文物当做家中的装饰品。

  出土的青铜器摸得多了。或许因太疲劳,也或许是地底下埋藏千年的文物上滋生了大量细菌。在江西省鉴定时,我的胳膊出现了严重过敏,同事们看都不敢看了,说您这手都烂了,赶紧回去治吧。恰巧工作结束,回北京诊断确定为带状疱疹,打了针,过敏情况才慢慢好转。之后的多年里,每逢阴天,我的胳膊还是阵阵地疼。

  在成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后,出版了多本著作和论文,如《吉金文字与青铜文化论集》《古文字与青铜文明论集》《大师说器——杜廼松说青铜器与铭文》《故宫青铜礼乐器》《故宫青铜生活用器》,还有纪念故宫建院90周年英文版《故宫青铜器》等等,有的被评为获奖图书。论文有的收入到《世界学术文库》内。我为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高校和全国文物考古培训班授课,并培养研究生。参加或主持了许多文物考古展览,并为国家和外国元首介绍相关内容。接受媒体采访,如中央电视台“东方之子”“大家”等栏目。上世纪90年代初荣获“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”称号。

  我觉得,文物本身是实物的一种历史,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中的根与魂。通过它看到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,知道古人是怎么样生活、劳动的,明白历史,才能加深对中华民族历史、文化的热爱。

  如今,走在工作了60年的故宫,我总想着故宫的老人越来越少了,人生的时间不够了。最大的愿望是,趁着自己头脑还清楚,手脚也能凑合用的时候,把一辈子的知识多梳理梳理,再多写点书流传后人。(杜廼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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